唐高宗李治（公元628年－公元683年），继李世民为帝。李世民共14子，属长孙皇后所生者三子，长为承乾，次为泰，三为治。在李世民14个儿子之中，最有可能立为太子的，当是长孙氏所生三子；在长孙氏所生三子中，最先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子李承乾。遗憾的是，李承乾被立为王储15年，终因品行太坏而被废为庶人。这是李世民执政期间，皇室内部一次不大不小的权力纷争。
李承乾8岁时被李世民立为太子，史称李承乾“性聪敏”，很受李世民的宠爱，但是，李承乾稍长之后，品格日坏：
初，太子承乾喜声色及畋猎，所为奢靡，畏上知之，对宫臣常论忠孝，或至于涕泣,退归宫中,则与群小相亵狎。宫臣有欲谏者，太子先揣知其意，辄迎拜，敛容危坐，引咎自责，言辞辩给，宫臣拜答不暇。宫省秘密，外人莫知，故时论初皆称贤。（《资治通鉴》卷196）
这里讲的“退归宫中， 则与群小相亵狎”，是指李承乾建造大铜炉，“六隔大鼎 ”， 然后盗取民间牛马，亲自烹煮，与下属分割共食。又常常扮作突厥人的模样，装作可汗死状，让下属痛哭……公开宣称，“一朝有天下，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，然后解发为突厥，委身思摩，若当一设，不居人后矣。”毫无帝王气象。更为严重的是，李承乾与亲弟弟李泰之间，有权力之争：
承乾先患足，行甚艰难，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，太宗渐爱重之。承乾恐有废立，甚忌之，泰亦负其材能，潜怀夺嫡之计。于是各树朋党，遂成衅隙。有太常乐人年十余岁，美姿容，善歌舞，承乾特加宠幸，号曰称心。太宗知而大怒，收称心杀之，坐称心死者又数人。承乾意泰告讦其事，怨心逾甚。痛悼称心不已，于宫中构室，立其形象，列偶人车马于前，令宫人朝暮奠祭，承乾数至其处，徘徊流涕。仍于宫中起冢而葬之，并赠官树碑，以申哀悼。承乾自此托疾不朝参者辄逾数月。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,学胡椎髻,翦彩为舞衣，寻橦跳剑，昼夜不绝，鼓角之声，日闻于外。 （《旧唐书?太宗诸子传》）
承乾酷好男风，因男宠而构恶于父亲和弟弟，其卑琐之状，令人可笑。贞观十七年（公元643年），齐王李祐因不服李世民管教，公然反叛。李承乾乘机企图刺杀李世民。李承乾对刺客纥干承基说：“我西畔宫墙，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耳，此间大亲近，岂可并齐王乎？”企图配合齐王李祐，一起对付李世民。齐王败，纥干承基原与齐王瓜葛，被捕入狱，一并交待李承乾的阴谋，李承乾被废为庶人。生活作风的差异，政治修养的差异以及对权力的心态失衡，导致父子、兄弟之间的种种矛盾。李承乾和李泰的矛盾，使得李世民重新物色太子：
太子承乾既获罪,魏王泰日入侍奉，上面许立为太子,岑文本、刘洎亦劝之；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。上谓侍臣曰：“昨青雀投我怀云：‘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，乃更生之日也。臣有一子，臣死之日，当为陛下杀之，传位晋王。’人谁不爱其子，朕见其如此，甚怜之。” （《资治通鉴》卷197）
这就是说，立太子产生了不同意见。长孙无忌等人坚决主张立晋王李治为太子，李世民和一部分大臣主张立魏王李泰。李世民转述李泰的意见，让他做皇帝，将来杀死儿子，将皇位转让给弟弟李治。这个意见遭到褚遂良的反对，他说：“陛下言大失。愿审思，勿误也！安有陛下万岁后，魏王据天下，肯杀其爱子，传位晋王者乎！”这个反驳是有力量的，当李世民活着的时候,李承乾、李泰尚且争斗不休，待李世民死后，李泰有可能杀子让位吗？当然不能！褚遂良逼进一步,直接批评李世民，说：“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，复宠魏王，礼秩过于承乾，以成今日之祸。”将李承乾与李泰争权位、争宠幸之罪，一古脑儿加在李世民身上。褚遂良的意见虽然委婉，但却严肃而认真，切中了问题的要害。事实上，李世民与承乾和李泰之间确乎有复杂而微妙的权力纷争。所以褚遂良一步不让，向李世民提出了严肃的警告：“前事不远，足以为鉴。陛下今立魏王，愿先措置晋王，始得安全耳。”李世民当然不可能为了立李泰而处置李治，再说也没有任何理由处置李治。此时，李泰的不轨行为又被李世民发现，才后悔立李泰的主意。决心立晋王李治为太子：
群臣俱出,独留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世勣、褚遂良，谓曰：“我三子一弟，所为如是，我心诚无聊赖！”因自投于床，无忌等争前扶抱；上又抽佩刀欲自刺，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。无忌等请上所欲，上曰：“ 我欲立晋王。”无忌曰：“谨奉诏，有异议者，臣请斩之！”上谓治曰：“汝舅许汝矣，宜拜谢。”治因拜谢。上谓无忌等曰：“公等已同我意，未知外议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晋王仁孝，天下属心久矣，乞陛下试召问百官，有不同者，臣负陛下万死。”上乃御太极殿，召文武六品以上，谓曰：“承乾悖逆，泰亦凶险，皆不可立。朕欲选诸子为嗣，谁可者？卿辈明言之。”众皆欢呼曰：“晋王仁孝，当为嗣。”上悦。 （同上）
这就是高宗李治被立为太子的经过，甚至也可以说是李承乾、李泰鹬蚌相争，李治是渔翁得利。另外，立李治的过程中，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人起了关键作用。这对李治封禅泰山以及携带武则天一起去泰山,都起了极微妙的心理作用。
关于立李治为太子，《新唐书》颇有非议,以为“以太宗之明，昧于知子，废立之际，不能自决，卒用童昏。高宗溺爱袵席，不戒履霜之渐，而毒流天下，贻祸邦家。”这当然是旧的正统观念看问题，以为武则天不该当皇帝，而武则天之所以能当皇帝,错在高宗李治身上，连类而及，太宗立李治为太子，自然也大错特错。其实，问题并不如此单纯。武则天当也并非十恶不赦，其实李世民的错误，在立李承乾时就发生了。贞观二年立李承乾为太子，时年仅8岁。虽然李世民派了得力心腹管教，但李承乾日益骄纵。后来，李世民以重视李泰来平衡抑制李承乾，事实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，李承乾的骄纵不仅没有遏制，反而愈演愈烈，李泰又萌发了夺太子之位的贪心。等到李承乾企图刺杀李世民的阴谋败露之日，李世民左右为难。所以褚遂良指责李世民，说是李世民在处理李承乾与李泰之间的关系上,行为不当，以成大祸。其实，李世民也确实知道李治“仁厚”。所谓“仁厚”是客气之词，实际上就是“无能”，因而在李承乾失败之后，他提议李泰。但是，长孙无忌等人坚决反对。李世民有错在先，李泰又有过失在后，长孙无忌是近亲、忠臣、影响大，在朝廷中颇有实力，他力主立李治,可以说李世民是被逼迫的。说李世民“昧于知子”，大概冤枉。立李治为太子时，李世民对李治说，“汝舅许汝矣,宜拜谢！”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李治被立为太子，是长孙无忌的主张，而不是李世民的主张。但是，李治“愚”有“愚福”，上承父亲李世民的余绪，内有干练的武则天相助，虽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，伤害了不少不该伤害的人，但从历史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问题，尚无大过。过去的历史学家称他有“永徽之治”，虽不是他个人的作为，至少是承家风而不败，似不应毁之太过。
唐高宗李治封禅泰山，最大的特色是他带皇后武则天，并且允许武则天参与祭祀典礼活动,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，天地悠悠，一大创举。
武则天（公元624年-公元705年），并州文水（今山西文水）人。关于她进入宫帏，《资治通鉴》在贞观十一年条下说：“故荆州都督武士彠女，年十四，上闻其美，召入后宫，为才人。”将武则天选入后宫，完全是李世民的主意，李世民时年38岁。武则天入宫，李世民似乎特别兴奋：
文德皇后崩，久之，太宗闻士彠女美，召为才人，方十四。母杨，恸泣与诀后独自如，曰：“见天子庸知非福，何儿女悲乎？”母韪其意，止泣。既见帝，赐号武媚。
武媚在宫中为才人，与李世民相处13年。史书、笔记未见有记载。大概在宫中无出格之举动。李世民逝世，她被李治注目，引入宫中：
及帝崩，与嫔御皆为比丘尼。高宗为太子时,入侍,悦之。王皇后久无子，萧淑妃方幸，后阴不悦。它日，帝过佛庐，才人见且泣，帝感动。后廉知状，引内后宫，以挠妃宠。 （《新唐书.武则天传》）
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，即皇帝位后，就大赦天下和出宫人。所谓出宫人，就是将老皇帝搜罗到后宫的宫女放出宫廷。李世民即帝位时，一次就放出3000人。《新唐书?武则天本纪》说“太宗崩，后削发为比丘尼，居于感业寺 ”，大概也属于这种情况。武则天再与李治结缡，主要责任似乎也不在她身上。高宗身为太子时，就对武则天垂涎。高宗皇后请武则天入宫，一方面讨高宗李治欢心，一方面用武则天来抵消萧淑妃的宠幸，遏制萧淑妃的势力。当然，武则天也利用高宗李治、王皇后和萧淑妃，利用他们的矛盾来谋求自身的利益。我们不能只承认王皇后、萧淑妃有利用武则天的资格，而不承认武则天有利用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资格。在政治游戏中，谁的手段高明,谁就是胜利者。《新唐书》作者的历史观念是矛盾的，他一方面将武则天列入《本纪》，以帝王的资格对待武则天，一方面又将武则天视为“女祸”，视同周幽王之褒姒：
《小雅》曰：“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。”此周幽王之诗也。是时，幽王虽亡，而太子宜臼立，是为平王。而诗人乃言灭之者，以为文、武之业于是荡尽，东周虽在，不能复兴矣。其曰灭者，甚疾之之辞也。武氏之乱，唐之宗室戕杀殆尽，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。
且不说西周的结束是不是真的因为褒姒，也不说“女祸”说在中国政治史中的历史价值如何,单就武则天而言,无论如何也不可以将她与褒姒画等号。诚然，武则天确实做过许多不该做的事，也确实伤害过许多不该伤害的人：
伪临朝武氏者，人非温顺，地实寒微。昔充太宗下陈，尝以更衣入侍。洎乎晚节，秽乱春宫。密隐先帝之私，阴图后庭之嬖。入门见嫉,蛾眉不肯让人；掩袖工谗，狐媚偏能惑主。践无后于翚翟，陷吾君于聚麀。加以虺蜴为心，豺狼成性。近狎邪僻，残害忠良。杀姊屠兄，弑君鸩母。神人之所共疾，天地之所不容。犹复包藏祸心，窥窃神器。君之爱子，幽之于别宫：贼之宗盟，委之以重任。
这就是骆宾王著名的痛诋武则天的《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》。除了情绪性的词语而外，就叙事而言，大都是有依据的，只有“弑君”一词，未知何指。我们不想重复骆宾王所指陈事件，只想指出，上述事件，有时也是不得已的。父子同爱，是父子的事，不能全推给武则天，因为此“父”此“子”均非常人，都是一代帝王，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抗拒是相当困难的，与其抗拒，不如利用。所以武则天就充分利用了李世民父子的弱点，为自己谋求帝王之尊作铺垫。政治家看重的是目的。在追求目的的过程中，使用一些权术，势所难免。历史学家的着眼点应该是社会生产力。如果政治游戏的规则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破坏，那么，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失败的,反之,就是成功的。抽象地评述政治家的某些个人行为是没有意义的，充其量是孩提之见。说起来,完全正确，但对历史却毫无意义。武则天无论是在辅助高宗李治的年代里，还是好垂帘听政乃至干脆做皇帝的年代里，并未导致生产力的破坏，并且维持了唐太宗李世民创造的良好政治经济局面。
武则天亲近高宗李治之后，由昭仪而皇后，上元元年（公元674年），又进号“天后”。此时，武则天提出12条建议：
一、劝农桑，薄赋徭；二、给复三辅地；三、息兵，以道德化天下；四、南北中尚禁浮巧；五、省功费力役；六、广言路；七、杜谗口；八、王公以降皆习《老子》；九、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；十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；十一、京官八品以益禀入；十二、百官任事久，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。这12条，是高宗李治在位，她实际掌权的上元元年（公元674年）提出的，从标目看，这12条是有利于当时的朝廷政治稳定，特别是“ 劝农桑薄赋徭”、“息兵，以道德化天下”、“省功费力役”数项，对发展社会生产，繁荣社会经济，提高人民生活，是较为重要的措施。“广言路”、“杜谗口”诸项，对政治稳定有益。当然,任何一位统治者，他（她）的“广言路”和“杜谗口”都有政治性利益、自身利益、社会利益三个方面，只是由于统治者本人的素质不同，价值取向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，最昏庸的统治者就是依据自身利益的价值标准，来“广言路”、“杜谗口”，其结果，奸言、媚言、诬言横流；忠良之言、谏诤之言、批评之言销声匿迹，于是，政治腐败，社会黑暗，民不聊生，自取灭亡。当然，也有的统治者在三者之间作不同程度的调节，出现不同侧面的价值取向,取得不同程度的社会效果。其中最佳的应当是以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标准，不断地遏止自身利益的欲望，出现上历史所谓“太平盛世”。屈指算来，唐太宗李世民堪当其任。至于武则天，我觉得她能够在三者之间进行依违调节，比较巧妙地运用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杠杆，最终达到自我利益的目标，虽不无权诈之嫌，亦不无狠毒之态,但毕竟维持了社会的稳定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，将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了一步，是应当肯定的。武则天的12条建议，是体现了这个政治运行规则的。
后来，高宗李治逝世，武则天由垂帘听政而登上皇帝宝座,公开地做皇帝。不过，武则天是很聪明的，她深知，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的特殊性，女人要做皇帝，比男人有加倍的困难。因此，就必须有非常的措施，有非凡的手段。我想最有特色的是两条,一是延揽人才，二是听取意见。 请看《 新唐书.后妃传》的记载：
太后不惜爵位，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，虽妄男子，言有所合,辄不次官之，至不称职，寻亦废诛不少纵，务取实材真贤。又畏天下有谋反逆者,诏许上变，在所给轻传，供五品食，送京师，即日召见，厚饵爵赏歆动之。凡言变，吏不得何诘，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，禀之客馆。敢?若不送者，以所告罪之。故上变者徧天下，人人屏息，无敢议。
这一段文字,表述了武则天两件事，一是搜罗人才，二是查寻反对派。两件事，实际上是一件事，只不过一反一正而已。中国古代封建意识形态的特色之一是重男轻女，而且根深蒂固。一个女人企图在政治格局中发挥作用，十分艰难，若想做皇帝,就是“难于上青天”。武则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登上皇帝宝座。武则天面对的是李唐王朝的后裔及其强大的有深刻影响的臣僚体系。因此，武则天要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，就必须有非凡的措施。这其一便是搜罗人才。众所周知，在中国封建政治格局中，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，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则，说不可以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不过是句客气话，说给他人听的，造造舆论而已，真正运作起来，还必须是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，不如此，不是政权不能巩固，便是运作不灵，障碍重重，矛盾重重。武则天深谙此理，为巩固权位，就着意搜罗人才，或者说培植党羽。《新唐书》作者，虽然意在贬抑，但符合事实，说“虽妄男子，言有所合，辄不次官之，至不称职，亦废诛不少纵，务取实材真贤。”“言有所合”是武则天的取人标准，“至不称职”，则必诛废，决不因“言有所合”而苟容，所以就一定能选拔到“实才真贤”。有了“实才真贤”，就可以和李唐王朝的不合作大臣相抗衡。收拾山河需要人，而这人，必须是有真才实学而又观念相似的人。其次，天下之大，人员之众,要加强统治,就应该信息灵通。在特殊的情势下，信息灵通，将各种反对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，所谓防微杜渐，可以减少重大政治反叛发生的概率，因此，武则天的第二大措施就是“诏许上变”。“上变”就是允许各地向皇帝告发变乱事象。“上变者遍天下”，使得政治上的反对派侧目而视，不敢轻举妄动，确乎起到了震慑作用。遗憾的是，她心态失衡，也杀了不少不该杀的人，但是，一遇到此类事态发生，她又毫不留情地杀掉告发者和行刑者，以平民愤。表面上看，是玩弄翻手为云、覆手为雨的权术，但实质上，却是武则天巩固帝位所不可缺少的。我们的着眼点不是政治派别的成败是非，而是社会生产力的停滞与发展。因此，武则天以“上变”来加强统治，巩固政权，无可厚非。
武则天即帝位之后，另一项措施是“铜匦”：
乃冶铜匦为一室,署东曰“延恩”，受干赏自言；南曰“招谏”，受时政失得；西曰“申冤”，受抑枉所欲言；北曰“ 通玄 ”，受谶步秘策。所谓“铜匦”，就是意见箱。接受意见，分门别类。如果人们反映的意见都能被重视，在封建社会亦是幸事，总比求告无门，无处申冤的好。其次，“铜匦”制在沟通朝廷上下之间的意见，听取民情民意方面都有积极作用的一面。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政治家或思想家，都有防止“塞壅蔽” 的意见， 他们以为下情上达、上情下达是政治清平的标志。尽管武则天设“铜匦”，也有消灭异已的的意味，但毕竟也有了解下情的作用。凡此等等，都使武则天的权力日趋巩固，反对派不是被消灭，就是被遏止了：
始，武承嗣请太后立七庙，中书令裴炎沮止，及敬业之兴,下炎狱,杀之，并杀左威卫大将程务挺。太后方怫恚，一日,召群臣廷让曰：“朕于天下无负，若等知之乎？”群臣唯唯。 太后曰：“朕辅先帝踰三十年，忧劳天下。爵位富贵,朕所与也；天下安佚,朕所养也。先帝弃群臣，以社稷为讬，朕不敢爱身，而知爱人。今为戎首者皆将相，何见负之遽？且受遣老臣伉扈难制有若裴炎乎？世将种能合亡命若徐敬业乎？宿将善战若程务挺乎？彼皆人豪,不利于朕，朕能戮之。公等才有过彼，蚤为之。不然，谨以事朕，无诒天下笑。”群臣顿首，不敢仰视，曰：“惟陛下命。” （《新唐书.后妃传》）
这件事发生在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失败之后。武则天对臣僚的训话，是极富于挑战性的，而“群臣顿首，不敢仰视”，也是真实的。综观武则天一生，无论是辅助高宗执政时期，还是在高宗身死之后自行执政时期，武则天都堪称御人有术，能维持政治格局的稳定与运行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武则天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最成功的女政治家。
据《新唐书》卷三《高宗本纪》记载，麟德元年（公元664年）7月，“诏以三年正月有事于泰山”。其实，唐高宗李治做皇帝,事情总是由武则天办理。这是因为李治多病而又无能，武则天精明强干而又野心勃勃。所以说，如果以为高宗李治下诏封禅泰山，不如说是武则天要到泰山去封禅祭天。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的影响下，武则天要到泰山，参与封禅大典，应该是一个艰苦的历程。《旧唐书》卷23《礼仪志》说“高宗即位，公卿数请封禅，则天既立为皇后，又密赞之”，是可信的。显而易见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，武则天要实现上泰山封禅的愿望，就首先要借高宗李治这杆旗帜。“密赞”是武则天所采取的策略手段。当高宗李治决定封禅泰山之后，武则天又提出了第二项措施，要参加泰山封禅仪典过程，实现武则天本人封禅泰山的目的：
伏寻登封之礼，远迈古光。而降禅之仪，窃为未允。其祭地祇之日，以太后昭配，至于行事，皆以公卿。以妾愚诚，恐未周备。何哉？乾坤定位，刚柔之义已殊。经义载陈，中外之仪期别。瑶坛作配，既合于方祇；玉豆荐芳，实归于内职。况推尊先后，亲飨琼筵。岂有外命宰臣，内参禋祭？详于至理，有紊徽章。但礼节之源，虽兴于昔典，而升降之制，尚缺于遥图。且往代封岳，虽云显号，或因时省俗，意在寻仙，或以情觊名,事深为已。岂如化被乎四表，推美于神宗；道冠乎二仪,归功于先德。宁可仍遵旧轨，靡创彝章？妾谬处椒闱，叨居兰掖,但以职惟中馈，道属于?尝，义切奉先，理光于苹藻，罔极之思，载结于因心，祇肃之怀，实深于明祀。但妾早乖定省,已阙侍于晨昏；今属崇禋，届敢安于帷帟？是故驰情夕寝，睠嬴里而翘魂；叠虑宵兴，仰梁郊而耸念。伏望展礼之日，总率六宫内外命妇，以亲奉奠冀申如在之敬，式展虔拜之仪。积此微忱，已淹气序。既属銮舆将警，奠璧非赊。辄效丹心，庶?大礼。冀圣朝垂则，永播于芳规；萤烛末光，增辉于日月。 （《全唐文.请亲祭地祇表》）
武则天的这则短文，对唐高宗李治是动之以情，说之以理，有极强的说服力。众所周知，李治被李世民立为太子，实在是依靠了“ 母党 ”的政治势力，舅舅长孙无忌是坚决主张立李治为太子的人。李治即帝位之初，也全赖长孙无忌的辅助。武则天以为,祭祀天地、祖宗，自然要祭祀父母。而“推尊先后，亲飨琼筵”，怎么可以用一般男性大臣来进行典礼？这个做法实在是违背世故人情与典章制度的，既然一般的男性大臣不应该参与祭祀女性祖先的活动，那么，祭祀李治母亲长孙皇后的典礼，就只有处于“ 椒闱 ”的现世皇后武则天来主持，责无旁贷，义不容辞！更有甚者，武则天还自称“早乖定省，已阙侍于晨昏。”在中国封建社会里，讲求孝道，子女辈于父母辈,要早晚请安,时称“晨昏定省”。所谓“早乖”，是和武则天的生活经历有关，也和高宗李治个人行为有关。就身分而言，武则天14岁入宫廷，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，和长孙皇后虽有主子、奴才之分，但却不是婆媳关系，无需乎“晨昏定省”。太宗李世民逝世,武则天通过削发为尼改变形象，和高宗李治结合,终于成为李治的皇后。此时此际，倒应该认真地尽孝道，进行“晨昏定省”。然而，长孙皇后早已逝世，所以说“妾早乖定省，已阙侍于晨昏”。唯一补救的办法，趁高宗封禅泰山，祭祀天地、祖宗、父母的时机，与高宗一起赴泰山,“总率六宫内外命妇，以亲奉奠，冀申如在之敬，式展虔拜之仪”，以尽孝道，以叙婆媳关系，以正名分。而这，高宗李治是不可以不认可的。由此可见武则天之精明能干，智慧超群。
那么，武则天是不是真心诚意、心一意地去祭长孙皇后并确认婆媳妇关系呢？我们当然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，但是，更为深层次的原因，很可能是“显号”、“觊名”，为走向皇帝宝座铺设红地毯。武则天深知，唐太宗李世民才人、感业寺比丘尼、高宗李治的昭仪、皇后的经历，虽然节节登阶，但每一个台阶都耗费了翻江倒海的力气。要以女人的身分登上执政宝座的最高层，是十分艰难的，前人的教训，自身的体验，都使她明白，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，必须抓住每一个应该抓住的机会，必须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，必须玩弄一切可以玩弄的心计，不懈地努力，才能达到实现自身价值的目的。武则天不仅在朝廷大臣间利用矛盾，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利用佛教、道教，乃至泰山封禅。按照有关部门的建议，“封祀以高祖、太宗同配，禅社首以太穆皇后、文德皇后同配，皆以公卿充亚献、终献之礼”。由于武则天的上述短文，“于是，祭地祇、梁甫，皆以皇后为亚献，诸王大妃为终献”，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史上一项创举，女人第一次在封禅泰山的盛典中取得了与男子同等的地位。最为有趣的是，细读武则天的《请亲祭地祇表》，她在道德伦理上承认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政治伦理，承认等级制,承认男女有别的文化心态，然后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”，用不平等的男女观念来达到平等的男女地位，为自身走向与皇帝平等的地位铺平了道路，闪耀着智慧的光辉！
高宗李治的封禅泰山，经过认真的准备，随从封禅的队伍十分庞大，李治曾命令各地的重要地方官员,聚集泰山，参加盛典：
宜以三年（按，指麟德三年，实际上是乾封元年，下此诏时，尚未改元）正月，式遵故实，有事于岱宗。所司详求茂典,以从折衷。其诸州都督、刺史，以二年十二月便集岳下。诸王十月集东都。缘边州府襟要之处，不在集限。天下诸州，明扬才彦，或销声幽薮，或藏
器下僚，并随岳牧举送。 （《举行封禅所司集岳下诏》）
高宗李治的诏书，文如其人，无才华之语，有谨慎之心，无权威之势，有实在之诚。都督刺史集岳下，为封禅大典之盛；边远州郡安居不动，以防不测；诸王定要集中洛阳，随驾东行，既显亲情，亦显尊贵。高宗李治和历代帝王封禅泰山一样,事前都要作一些准备，特别是礼仪制度上的研讨。高宗时的礼官、博士所陈述的礼仪制度无非是祭坛的规模大小，形式的方圆,石料的品种而已，虽然变化多端,但大体不出旧有的规格。只是这一次封禅仪注，对斋戒有较详的记叙：
有司于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。先是，有司斋戒。于前祀七日平旦，太尉誓百官于行从中台，云：“来月一日封祀，二日登封泰山,三日禅社首。各扬其职，不供其事，国有常刑。”上斋于行宫四日，致斋三日。近侍之官应从升者，及从事群官、诸方客使，各本司公馆清斋一宿。前祀一日，诸卫令其属：未后一刻，设黄麾半仗于外之外，与乐工人俱清斋一宿。
中国古代，“斋”和“斋戒”的内容大体一致，一般说来，“斋”、“斋戒”是指祭祀、典祀之前的清心洁身，例如沐浴更衣，不吃荤菜，不饮酒，清心寡欲，戒除妄念，以示虔诚。具体细节，各种宗教，不同祭祀仪式，不同的典礼要求并不相同，但是，身心清洁，诚心诚意,却是一致的。从上述文字看，李治封禅泰山,所有参与的官员、侍从、使节，都必须进行斋戒，可见其虔诚程度。
麟德二年，10月，李治从洛阳出发，赴泰山进行封禅：
上发东都，从驾文武仪仗，数百里不绝。列营置幕,弥亘原野。东自高丽，西至波斯、乌长诸国朝会者，各帅其属扈从，穹庐毳幕，牛羊驼马,填咽道路。时比岁丰稔，米斗至五钱，麦、豆不列于市。 （《资治通鉴》卷201）
这段文字，提供了许多背景材料：李治封禅，连年丰收，斗米值五钱，天下丰裕。在封闭性的自然经济条件下，粮价低贱，说明粮食充足，粮食充足，就天下太平。因此,李治封禅,就经济而言，是天下富足而安定。“东自高丽，西至波斯、乌长”的朝会使者，各帅领下属随李治封禅泰山。高丽,今朝鲜；波斯，今伊朗；乌长，亦作乌苌，今印度。在如此广大的范围，或属于唐王朝的少数民族，或属于归顺唐王朝的独立国家，或属于与唐王交往密切的友好国家，一言以蔽之，这个事实说明当时唐王朝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十分强大，在周边国家中有积极而深刻的影响。
据史书记载，高宗李治在到泰山的路程中，十分愉快。当他到达“濮阳”（今河南县名）时，问窦德玄：“濮阳人称‘帝丘’，为什么？”窦德玄不知究竟，无言可对。许敬守回答说：“古时颛顼住在这里，所以称为帝丘。”李治听了十分高兴。许敬宗走了之后，李治说：“当大臣不可以没有学问；我看窦德玄回答不了我的问题，内心里替他羞愧。”窦德玄听了这话不服气，进行反驳，说：“人有能话不能，我不知道不勉强回答，这正是我的优点。”李勣做总结：说许敬宗知道得多，很好；窦德玄的话也十分有理。这一则故事，说明李治和大臣在路上心情轻松，十分愉快。李治在路上办的另一件事是给寿张张公艺祝贺：
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，齐、隋、唐皆旌表其门。上过寿张，幸其宅，冲所以能共居之故，公艺书“忍”字百余以进。上善之，赐以缣帛。寿张是山东县名。张公艺“九世同居”，靠的是一个“忍”字。张公艺说的也许是实话，但九世同居，靠“忍”字维持，确乎艰难不易。众所周知，维系家庭关系，人们可能有许多办法，但说到底，家庭的命根子是经济。有共同的经济利益，家庭就可以维持，丧失共同的经济利益，家庭就解体，父子、夫妻概莫能免。道德伦理、文化心态……只是一贴贴酸甜苦辣的调味剂。张公艺抛开其他因素，突出一个“忍”字，十分新鲜，李治对乃父与叔伯父之间的关系、自身与兄长李承乾、李泰之间的关系深为了解，深感能“九世同居”之不易，所以感慨良多，大加称道，并“赐以缣帛”。
《旧唐书》卷23记载唐高宗李治封禅泰山，用取水火之器取火于日，取水于,甚为新鲜。秦汉封禅，未见此举。兹抄录如下：
丙辰，前罗文府果毅李敬贞论封禅须明水实樽：“《淮南子》云：‘方诸见月，则津而为水。’高诱注云：‘方诸，阴燧，大蛤也。熟摩拭令热，以向月，则水生。以铜盘受之，下数石。’王充《论衡》云：‘阳燧取火于日，方诸取水于月,相去甚远,而火至水来者，气感之验也。’《汉旧仪》云：‘八月饮酎，车驾夕牲，以鉴诸取水于月，以阳燧取火于日。’《周礼.考工记》云：金有六齐。金锡半,谓之鉴燧之齐，郑玄注云：‘鉴燧，取水火之器也。’准郑此注,则水火之器,皆以金锡为之。今司宰有阳燧，形如圆镜，以取明火；阴鉴形如方镜,以取明水。但比年祭祀，皆用阳燧取火，应时得；以阴鉴取水，未有得者，常用井水替明水之处。”奉敕令礼司研究。敬贞因说先儒是非，言及明水，乃云：“《周礼》金锡相半，自是造阳燧法，郑玄错解，以为阴鉴之制。依古取明水法，合用方诸，引《淮南子》等书，用大蛤也。”又称：“敬贞曾八九月中，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试之，自人定至夜半，得水四五斗。”奉常奏曰：“封禅祭祀，即须明水实樽。敬贞所陈，检有故实。”又称：“先经试验确执，望请差敬贞自取蚌蛤，便赴太山与所司对试。”这一段文字叙述冗长,其实很简单。封禅泰山，举行祭祀，需用水火。但水火不是人间通常水火，必须是明水明火。所谓明水明火，即今日之天水、天火。取天火之法是阳燧，即以金锡各半制成圆镜形器具，聚焦成火。实际上可能类似今天的太阳灶。所以说“取火于日”。这个圆镜形器具，人称“阳燧”。同理，古人称有阴燧，亦用同样的材料方形镜器具，但试验不得水。于是考查古书，郑玄注释错误，应该改从《淮南子》的说法，不用金锡各半制成的阴燧,而用大蛤。试验结果，果然得水。于是，向高宗李治建议，不用郑玄说的“阴燧”，改用《淮南子》上说的“方诸”。“方诸”,就是大蛤。郑玄是东汉的大儒，他的《五经注》被后世儒生奉为经典性的解释，要改变，要纠正，自然要费很大的周折。对于这件事,高宗李治下了一道很开明的诏书：
古今典制，文质不同，至于制度，随世代沿革，唯祀天地，独不改张，斯乃自处于厚，奉天以薄。又今封禅，即用玉牒金绳,器物之间,复有瓦?秸席，一时行礼，文质顿乖，驳而不伦，深为未惬。其封祀、降禅所设上帝、后土位，先设稿秸。瓦?、瓢杯等物，并宜改用裀襑罍，每事从文。其诸郊祀，亦宜准此。
从字面上看，这个诏书并不是针对前边说的明水明火问题，也不是针对阳燧和方诸问题，而是针对封禅典礼的仪式，但是，《旧唐书》的作者在《礼仪志》中确实将它放在明水问题之后，并且以“是日”相连接。因此，我们以为封禅之前高宗李治研究的问题甚多，诏书从简，只涉及瓦?秸席之类，其精神实质是不必一切从古，今人不用“瓦?”， 而用“罍爵”， 所以改用“罍爵”。不言而喻，阴燧或阴鉴不能取明水，用方诸才能取明水，那就不用阴燧或阴鉴，就改用“方诸”，本属正常。但是，秦汉之际，儒生往往食古不化，不敢按实际情况便宜行事，一味信古崇古，甚至引经据典，议论纷繁，难衷一是。所以,秦皇、汉武皆不用儒生之论。唐太宗李世民虽然用儒生研究问题，但决定问题，只由少数人拍板。李治更是提出“古今典制,文质不同,至于制度，随世代沿革” 的观念。 并且进一步指出，不随代改革是不对的，是“自处于厚，奉天以薄”，是不尊敬天地神祗的行为。所以，高宗李治虽然仁厚少能，却能因时适势，不固执偏见，却也是个优点。
高宗李治封禅泰山的事件过程，《资治通鉴》描述清楚而简洁，麟德二年十二月，“车驾至齐州，留10日。丙辰，发灵岩顿，至泰山下，有司于山南为圆坛，山上为登封坛，社首山为降禅方坛。”至此，似乎万事俱备，只待举行正式的封禅祭天祀地大典：
春，正月，戊辰朔，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。已已，登泰山，封玉牒，上帝册藏以玉匮，配帝册藏以金匮，皆缠以金绳，封以金泥，印以玉玺，藏以石?。庚午，降禅于社首，祭皇地祇。上初献毕，执事者皆趋下。宦者执帷，皇后升坛亚献,帷帟皆以锦绣为之；酌酒，实俎豆，登歌，皆用宫人。壬申，上御朝觐坛，受朝贺；赦天下，改元。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,四品已下加一阶。先是阶无泛加，皆以劳考叙，进至五品三品，仍奏取进止，至是，有泛阶；比及末年，服绯者满朝矣。这里讲了三件事。一是封禅泰山典礼的全过程。二是皇后武则天参加降禅社首的仪式，程序列为“亚献”。采取的措施是以宦者执锦绣帷帟以阻隔内外，皇后在帷帟之内，大臣随从在帷帟之外。《新唐书.礼乐志》说，当武则天在帷峦之内举行祭祀亚献时，“群臣瞻望，多窃笑之。”三是随从封禅泰山的官员，皆加官晋爵。
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封禅，与秦皇汉武相比， 虽然在个人功业上难以抗衡，但在思想境界和文化心态上却大大前进了一步。秦皇汉武的封禅泰山，除了政治因素而外，勿庸讳言，他们个人心灵深处都有迷信神仙，祈求长生不老的因素，而李治和武则天，除了政治企图相同而外，在个人心态上虽不无迷信的成分，主要还是利用封禅追求个人的政治目的，在李治，是通过封禅“告成功于天”来“显号”、“觊名”；在武则天，则是通过封禅祭天，提高自身的社会影响和地位，为走向皇帝宝座作舆论准备。这和她利用佛教《大云经》的做法是一致的，当有人发现《大云经》中有女性佛时，她兴奋备至。女性的地位提高，武则天的地位也提高；女性可以成佛，武则天当然可以做皇帝。只是武则天的愿望无法写在封禅祭祀的《玉牒文》里，不过高宗李治的愿望却明明白白写在《玉牒文》里。秦皇汉武求长生不死，是个人秘请，所以《玉牒文》不便公开，只好隐秘。高宗李治的“显号”、“觊名”，是通过宣扬祖宗的功德和个人政绩来进行，正大光明，所以就敢于公开。公开《玉牒文》是高宗李治封禅泰山的一大特色，值得一记：
嗣天子臣治，敢昭告于昊天上帝：有隋位极颠危，天数穷否，生灵涂炭，鼎祚沦亡。高祖仗黄铖而救黎元，锡元圭而拯沉溺。太宗功宏谏石，定区宇于再麾，业比断敖，饮沧溟而一息。臣忝奉馀绪，承威积庆，遂得?山请燎，炎海韬波，虽业茂宗祧，实降灵穹昊。今谨告成东岳，归功上元。大宝克隆，鸿基永固。凝薰万代，陶化八纮。 （《全唐文.泰山玉牒文》）
所谓《玉牒文》是专指封禅祭天刻在玉石片上的祈祷性的文字。这种文章一要简短，二要明确，三要句式整齐。高宗李治的《泰山玉牒文》主要称颂高祖李渊灭隋建唐有功,太宗李世民治世有绩。至于他本人，叙述倒也客观，“忝奉馀绪，承威积庆”。李治确乎能承先人之馀绪，不是败家之子。高宗李治的愿望是四句话：“大宝克隆，鸿基永固；凝薰万姓，陶化八。”前两句说李唐王朝的皇运兴隆，江山永固，社稷永保。后两句说李唐王朝的恩泽遍布天下，施及万姓。就一般性而言，高宗李治的这个愿望比起秦皇汉武的个人秘请来，似乎光明磊落得多。这种玉牒文字刻在玉石片上，将玉石片叠放在一起，然后用金绳或银绳将玉石捆绑起来，封以金泥，加盖皇帝玉玺，埋在泰山。遗憾的是，泰山至今未曾发现这种地下文物。
李治封禅泰山， 将封祀坛命名为“舞鹤台”，将登封坛命名为“万岁台”，将降禅坛命名为“景云台”，以纪祥瑞。今天保存下来的文物有“双束碑”一通。双石条并套，同额同座，人称“鸳鸯”。碑上有武则天创制的文字：天，印刷体作“天”，碑作“?”。地，印刷体作“地”，碑作“埊”。日，印刷体作“日”，碑作“?”。月，印刷体作“月”，碑作“?” 等等。近人查证，是碑作于显庆六年（公元661年）。 据《旧唐书?高宗本纪》，正是显庆六年，武则天由昭仪晋升为皇后：
冬十月已酉，废皇后王氏为庶人，立昭仪武氏为皇后，大赦天下。那么，是否可以据此判定，双束碑上题记的最早时限是显庆六年2月。碑文是：
显庆六年二月廿二日，敕使东岳先生郭兴真，弟子陈兰茂、杜知古、马知止奉为皇帝、皇后七日行道，并造素像一躯，二真人夹侍。 （《泰山历代石刻选注》）
准此，双束碑初制于显庆六年二月，时高宗李治的皇后是王氏，武则天是显庆六年十月才由昭仪晋升为皇后，不当提前8个月搞这个碑。但是，历代传说，双束碑为武则天制造。可能是看到碑上有武则天时的题记，又有武则天改制的文字，未加深究的缘故。其实，双束碑上的题记，其时限从显庆六年二月，到唐德宗李适建中元年（公元780年），甚至宋代尚有题刻。不过，最有意义的是最早的题刻。因此，双束碑是王皇后精心构想以固宠？还是昭仪武则天别出心裁以邀宠？还是道士们的异想天开以媚上？不得而知。但双束碑的形制确乎独具一格，启人幽思，令人遐想。
(责任编辑：张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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