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前，一些公务员因为各种原因离开“铁饭碗”，辞职“下海”早已不是新鲜事。今年5月，36岁的浙江绍兴公务员阎益丰在微信上发布了一篇2000字的辞职长文，描述了自己11年公务员工作的感悟，离职的原因以及未来的计划……和其他悄悄走的离职同行相比，这种颇为高调的做法，让阎益丰在短时间内成为舆论焦点，#公务员2000字辞职长信#微话题阅读量超过1700万次。在参与网络调查的1800名网民中，有83%的网民选择了“表示尊重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”。据大致统计，仅1月至9月，关于公务员辞职“下海”媒体新闻报道就有2300多篇。

　　应当说，各种行业的人员流动属于正常现象，也是人才结构不断调整与优化的必然结果。但由于公务员群体社会关注度高等原因，公务员离职类的新闻总能博取舆论眼球。过去几年，个别公务员辞职事件经常被媒体聚焦放大，“公务员辞职信”“公务员辞职卖砂糖桔”“公务员辞职干微商”等网络标签话题不时引发热议，甚至一度引发“公务员离职潮”的传言。对此，人社部先后多次正面回应：“有的单位确实出现了部分公务员辞职现象，但基本上属于正常人员流动”。2016年6月，国家公务员局官网刊发《准确解读公务员统计数据》指出，从近几年的统计数据看，公务员队伍总量是基本稳定的，辞职的数量有所增长。2015年公务员辞职不到1.2万人，约占公务员队伍总数的0.2%，这个比例是在正常范围内的。文章还认为，一定比例的公务员辞去公职是公务员队伍正常流动现象，有利于补充新的力量、增强队伍活力。

　　不过，由于职业的特殊性，决定了公务员“下海”看似是私人的职业选择，却涉及公共领域和公共利益，需要守规矩。不可否认，一些公务员尤其是某些曾经担任过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，在长期掌握职能权力的时间里，难免会对管辖范围内的领域以及企业形成某些“特殊影响力”，即使辞职，其原来的从政资源也可能会涉及某些利益链条，包括给企业输送利益，为自己捞好处，这无疑会给社会带来“官员下海是携资源转场”的诸多猜想。尤其是过去几年，一些媒体重点盯着官员“下海”后“年薪暴涨数十倍”“担任同行业某企业副总裁”，这些新闻引发外界对公务员“下海”刚性约束不足的担忧。

　　也正因此，《公务员法》明确规定，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，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，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。今年4月开始施行的《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》则进一步细化规定，有针对性地避免官员利用权力“余热”，如要求逐步建立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限制清单，建立健全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备案和监督检查制度，在从业限制期限内原单位每年至少与辞职者联系一次，了解和核查从业情况等。这些约束性的规定为公务员辞职“下海”划定了“红线”，对进一步规范公务员辞职“下海”管理，维护社会公平公正，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。

　　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，公务员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也将越来越完善，公众乐见公务员“下海”，同时呼吁不忽略对“下海”公务员的监管。中央纪委网站推送的文章是个及时的提醒和约束。制度篱笆扎紧之下，公务员“下海”之路将更加规范有序，进一步杜绝“商海”成为个别贪官洗钱、利益输送的“暗道”。社会舆论对公务员辞职“下海”的认知也需祛魅化，对某些个体的转型选择不必都投去“异样”目光。

　　(作者：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特约舆情分析师 卢永春)